一九九五年，我卫校毕业被分配到X镇卫生院工作。
当时，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乡村，镇卫生院一片萧条。
十八岁的我踏进卫生院那残破的院门，看到前面那几间还算得上说得过去的平房作为诊室，后面一圈都是破烂、低矮、濒临倒塌的土胚房。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这些破旧的房子东面的一排作为了病房，西面与北面的两排都是员工的宿舍。
院里道路坑洼不平，西南角还矗立着一个废弃的水塔，塔门已经遗失，只剩一个黑洞洞的缺口宛如巨兽的嘴巴大张着，似乎想要吞噬些什么，里面已然成为一些不体面的人便溺的所在。
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这已习惯于贫困的农村女孩也感觉到了失望。这一刻，我终于体会到了作为没有人没有钱没有资源的“三无”人员的农村人，在社会上是怎样的存在。
虽然在个人能力上已经倾尽全力，依然免不了成为最底层的垫脚石的悲惨结局。底层人想要逆天改命不是努力了就行了，还需要机遇和贵人的提携，否则也只能在命运的漩涡里浮沉了。
报到过后，院长安排我进了注射室。没有护理部，没有正规的护理人员，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与我进行了交接。她就是卫生院做了几十年的临时护士王姐，正等着有人接她的班，她好回家抱孙子。
阿姨把注射室钥匙交给我，大概的说了说东西放置的方位，平常的操作流程，还略带揶揄不无讥讽的说：“你是咱这儿第一个科班出身的护士，以后咱这儿就靠你发扬光大喽！我是老了，要回家抱孙子了，再也不和那些病人们打交道了。”说完，她就扬长而去。
看着屋里简陋的设施：一个挨着墙放着的长条桌上放着打针的器具，最里面放着消毒用的蒸锅，桌子下面是盛放医疗垃圾的塑料桶。
一个布帘隔开了操作区和外面的注射区。
外面有一张脱了漆的方桌子和一把瘸了腿的椅子供病人使用。靠着门放了一张床，床上面的墙上有挂点滴用的钉子，上面还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