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枫母亲跟领导们说：“你们想热闹，我那几个伢子可以跟我一块儿跳啊。”
文化局长一拍手，说：“好创意！那就试试看！”
杨枫姐弟四个打小就随着母亲熏习各类苗寨舞，鼓点一响便有模有样的跳了起来，母子五人组合根本不需导演，编排，舞动在一起天衣无缝，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
“非遗文化讲究的就是传承，母亲，子女一同共舞，专家一定会认可喜欢！”文化局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很快便敲定了由杨枫母亲，儿女作为组合为北京贵客表演。
节目确定下来后，杨枫姐弟的演出服，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。
跳苗寨舞，自然要身着民族服装。杨枫作为一个男孩，服饰倒不难解决；但三个姐姐还都没到出嫁的年纪，按照苗家风俗，杨枫的母亲只为大姐，准备了一套从头到脚银光闪闪的本民族盛装。
杨家家境所限，另外两姐妹父母根本没有能力，眼下为她们添置，备齐这些价值不菲的苗家服饰。
领导小组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报县政府特批，在当地一家服装厂赶制出了三套苗家女子传统服装，发到了杨枫姐姐手中。
这三套“苗装”和真正的苗家，为女孩子自制的服饰比较，更像是戏服；真正的苗家衣衫，都是自家手工纺车制成的土布，漂染而成，尤其是头顶，脖颈，手上的银饰繁复精美，没有几年的心血，功夫，绝难以打磨完成。
杨枫曾经掂量过大姐身上的银饰，少说也有七八斤重。这在当地还只能算是极普通的。
县服装厂送来的服饰一看就是样子货。山寨的村民，根本不会有人购置，穿戴这种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服装。村民虽然不富裕，但这类似是而非的“苗服”要是真有人穿上，会让人笑掉大牙的。
在寨子中人眼里：这玩儿意儿不正宗。
苗寨里真正的村民平时上山，下田衣着都很简单，朴素；只有节庆日才会将本民族服饰拿出来，盛装打扮一番。女孩子穿戴起这套苗家礼服，即使家人帮忙，没有一个时辰都完成不了。
县服装厂出品的“苗服”，看似花里胡哨，也点缀了苗家服饰的所有元素，但他们面向的消费群体，大部分是给当地剧团做演出服使用，真正苗寨村民没人待见。
当然，也不乏特殊的人，在特殊场合里穿戴他们的产品。
县里，市里有一些做生意的女企业家，她们时常都要到各地洽谈商务。平时都穿着西式正装，既显得干练，又可彰显自己的身份。
但只要到了庆典或是需要的场合，她们都会一套本民族服装前往出席；这有两个好处，一是电视台记者很愿意抓拍这些具民族风女强人的风采，也突显她们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本地有些聪明的年轻人也受到了启发。这些伢子未必是苗寨后生，但只要去大城市，特别是到外地上学，旅游，都会去县服装厂买上一套“山寨”苗服，放到自己的行李里。
不知是谁先发现了这个“小窍门”：比如在开学典礼，游园，逛街时，只要你穿上这套不伦不类的苗族服饰，就会有人把你安排到最佳位置，摄像，摄影的记者都会捕捉，聚焦到你那张灿烂的笑脸上。
这份优遇不亚于一张特别通行证，当然从没离开寨子的村民，不会知道他们视为不正宗的服装厂产品，还有这么多魔力，用场。
尽管杨枫母亲对领导们拿给女儿的服饰一直摇头，不满意，她认为既然给北京专家展示苗寨本色舞蹈，从头到脚就应该原汁原味，这种非手工流水线的服装，根本是在糟践“苗服”。
“大姐，来的专家是采风咱们苗家舞蹈的，不是研究苗家服饰的。”文化局长给杨枫母亲做工作，说“你们娘几个把舞跳好了就OK，再说了，这几套服装外观也大差不差，外人哪知道这和你们苗家人的衣服有啥区别？这您就将就吧！”
领导小组又轮番做了杨枫母亲的工作，让她以大局为重，不要拘泥于这些无足轻重，鸡毛蒜皮的小细节。
领导如是说，杨枫母亲也只有服从的份儿。
杨枫记忆中，专家们来的那天，可能是他们苗寨有史以来最隆重，最热闹的时刻。
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，在山寨寨门，县里面请来了县剧团的一众女演员，替代了村寨里高矮胖瘦，长相参差不齐的女人们。
作为迎宾人员。她们穿戴的正是县服装厂统一制作的苗服。但个个青春靓丽，十分养眼。连杨枫都觉得，因为这些浓妆艳抹的女演员站在寨口，自己的村寨都变得光彩了起来。
这些替代村民的演员敬给客人的迎宾酒，口中哼唱的迎宾曲，全是县里面精心准备，排练，布置好的，村寨百姓都成了围观群众。
为了顾及北京专家的入口食品安全；原本准备敬的村民自酿的米酒作为迎宾酒，被领导小组否掉了。
“村民自酿的酒很难保证细菌不超标，一旦领导，专家喝坏了身体，谁负得起这个责任？”文化局长在县委，县政府接待专家专项会议上，提出了自己的担心。
书记，县长听后不住地点头称是，都意识到了这是迎宾环节中的一大隐患，漏洞。
会议经过反复讨论，最终还是书记拍板，责成“领导小组”到市里酿酒厂采购几箱“特酿酒”，确保来自北京的领导，专家喝下后健康，无恙。
其实县领导多虑了，杨枫记得当女演员双手捧着银灿灿的酒碗，唱着悦耳的迎宾曲，给专家们敬酒时，来宾们要么小呡了一口，要么学着藏民的习俗，手指沾上酒敬天，敬地，敬乡亲，根本就没喝进嘴里。
